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業員協會

　　七年前，當阿標被調劑到中山大學新開辦的社會工作專業時，他和全班四十多個同學一樣：一頭霧水，一片茫然，不知所措。三年前畢業時，全班三十四個同學只有五人投身社工行業，這其中就包括做了父母一年思想工作的阿標。如今，阿標是海珠區啟創社工工作發展協會的會長，並且承擔了政府購買的青少年事務社工服務全國試點的¨青年地帶”項目，成了廣州首批青少年事務專職社工。

　　七年間，有過困惑與苦惱、失敗與彷徨，有過探索與思考、機遇與挑戰，更多的是朝著自己心中目標前進的喜悅，是成長與收穫的快樂。阿標說，很多人覺得社工就是¨義工”，就是做好事，是¨萬金油”。¨但其實我們不是萬金油，也不想做萬金油。社工工作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很難。”

　　我學的是理科，2001年高考前兩個志願是中大的工商管理和會計專業，後來因為分數只有700多，就被調劑到了新開設的社會工作專業。說實話，剛進大學時對社會工作是什麼一無所知。上課的時候，老師問有誰是第一志願報社工專業進來的，結果全班沒一個人舉手。大家對社工的認知是一頭霧水，都覺得很迷茫，沒有什麼專業認同。

　　後來有個香港的老師過來，叫羅觀翠，她原來是香港城市大學的教授、社會科學部的主任，在香港做了幾十年的社工。羅老師讓我們接觸了一批香港社工，感覺他們人很nice，交往起來很平等。沒有ê種說教的感覺，講話很啟發人，很鼓舞人心。他們說我們是內地首批的社工學生，是先鋒的à色，因此肩膀上有很多歷史的責任，這對我們是很大的觸動。當他們講到這一點的時候，我們才意識到自己的使命，和同學開始聊自己專業的話題，乃至主動上網查一些香港地區和國外社會工作的最新做法和理論。這才明白我們與國外、與香港地區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。

　　2003年春節，羅老師組織了香港的幾個社會福利結構，接待我們全班三十多個同學。原本我們是四十多人，但這中間已經有一部分轉到了別的系，或者作為交換生去香港讀書了。我們去了香港福利機構參觀，他們的全面性讓我們震驚，他們社工的專業態度也讓我們震驚。有個活動是和專業社工一起去拜訪獨居老人，給他們送飯，幫他們翻身。我看到他們一共準備了四十多個盒飯，其中有一個飯盒到最後也沒送出去，拿了回來。我覺得很奇怪，問他們為什麼不送出去，是不是留給工作人員吃的。香港的社工笑著告訴我不是。他們打開ê個飯盒，裏面有一支溫度計，顯示的溫度他們要記錄下來。原來，他們在送飯之前就把溫度計放進去了，這個飯盒是他們的一個樣品。香港特區所有做送飯服務的社工組織都一樣要做這樣的樣品，飯帶走的時候溫度是多少要做記錄，送完回來的時候也要做記錄，這兩個溫度相差不能超過兩攝氏度，以證明保溫瓶的保溫效果和送飯的時間在規定的範圍內。還要做指標的評估，也要接受公證。

　　每個社工專業學生要進行800小時的專業實習，還要有專業的社工進行督導，這是和國際接軌的。我先後到過兩個地方，在上海市兒童福利院，服務物件主要是孤兒和智障殘疾兒童，也會到一些社區，對一些希望收養孩子的家庭進行評估，看他們是否符合家庭寄養的條件。當時上海的社區已經有一些社工工作的零散元素，政府推動的力度很大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依靠這些元素，設計出固定可行的社工模式。實習給我的感覺是大家都很需要社工，但都沒有現成的發展模式可以應用，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完善這樣的發展模式，這讓我很有成就感，因為當時畢竟還只是一個學生，人家就把我們當作專家一樣，放手讓我們去做。

　　畢業的時候面臨抉擇，到底要做什麼工作。當時我考慮了很久，也徵求了很多老師、香港的朋友的意見。當時我自己有個信念，覺得社會公共服務改革的¨春天”會在2010年或者2012年到來。從我畢業到這個時候中間有五年的時間，是該¨冬眠”，還是該主動做些什麼事情，熬過這個¨冬天”，當時比較困惑。老師們經常在鼓勵我們，社工¨先驅”們一定是很苦很累，也絕對不會¨發達”的，我也知道投身一片空白的廣州社工服務行業，五年內絕對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。

　　在廣州白雲戒毒中心的實習讓我選擇了戒毒服務作為突破口。這與我的成長背景有關。我在深圳長大，讀的學校¨很爛”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ê時在我的周圍比較多濫用藥物的人，學校校園暴力也比較嚴重，比如打架、吸毒，我的朋友還有很多坐牢了。我住的地方也是貧民比較集中的地方，殘疾人、站街女還有一些乞丐、小販都很多，這些人讓我很感慨，我覺得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這些人群有一些提升。

　　在戒毒所實習時，我的很多服務物件都會和我分享他們的內心世界，讓我覺得自己得到了成長。有個服務物件戒了二十多年都戒不掉。被家裏人逼迫來戒毒中心，根本不想戒，還拿著玻璃放在脖子上要自殺。我就去嘗試著跟他聊，沒想到他跟我說了很多故事，由於他自己注射海洛因時間太長了，手臂和小腿的血管都硬化了，膝蓋以下全部是黑色的，根本注射不進去。他後來只能在腹股溝或者頸部注射。他告訴我，有一次自己打頸部的時候不小心，紮到了頸動脈，結果血一下子就像噴泉一樣噴出來，直接沖到了天花板上，當時送到醫院搶救了8個小時，才¨從死神門口走回來”。後來，和這些吸毒人員接觸的時間長了，再加上我自己長得也比較乾瘦，也很像是吸過毒的。很多朋友見了我就喜歡開玩笑地問：¨你什麼時候出來的？”

　　在工作的時候我不喜歡穿白大褂，因為希望與服務物件心理的距離更近些，他們向我講述的故事總是讓我有很多的想法，觸動很大。因此我希望畢業後接著在ê裏工作，為此還做了父母一年的思想工作。他們希望我去做公務員，能有穩定的環境。做社工幫人的工作只能是業餘做，不能當作主業。但我始終很堅持，跟他們講了我的一些思考，他們也慢慢地同意了我的選擇。

　　當時我們班的34個同學，只有五個做社工。其他29個人全部都轉行了，成了企業職員、公務員或者媒體、銷售人員。ê個時候社工對口的就業比較困難，還沒有專業社工機構的需求，或者待遇太低，只有1000多元，只是作為輔助人員，並不是正式職位，社會認同度很低。很多人覺得社工似乎就是¨義工”，就是做好事。招人的崗位基本上都把我們當成是打雜的，是¨萬金油”，但其實我們不是萬金油，也不想做萬金油，所以大多數人只能轉行。

　　讀書的時候羅老師就對我們說，做社工是永遠不會發達，不會發財的，畢業時我們才知道是真的不會¨發達”，但不會發達不要緊，自己對專業的認同可以支撐著我們做下去，但我們也要吃飯，社會認可度低，其實對這個行業的打擊是比較大的。

　　在戒毒中心正式工作時，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：一個吸毒的病人經常散佈一些倒賣毒品的消息，影響別的戒毒者的正常治療，ê個時候我就經常和他接觸，告訴他不要妨礙別人進行治療，他對我有些懷恨在心。一天晚上是戒毒中心組織的遊園晚會，ê個吸毒病人用了一張假造的一等獎的兌獎券，讓我把一等獎的獎品給他。被我拒絕後他伸手就給了我一巴掌，然後還反咬一口地大喊：¨醫生幹什麼打人！”我當時很氣憤，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這麼大的投入還會遭到這樣的回報。但當時很多病人都沖上來把搗亂的ê個人拉開，還不停地安慰我說：¨廖醫生你沒事吧。”短短的幾秒鐘，我從震驚、氣憤迅即轉為莫大的感動。我真實地感受到了做這一行是多麼不容易。但我也明白了，從事社會工作，不是你所做的工作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同。

　　第二件事是一個喝聯ü止咳露的青少年阿斌，他年齡很小，當時才十六七歲，還經常使用K粉。他喝聯ü止咳露的量開始一瓶兩瓶，後來差不多要喝一公升。不喝的時候就很¨抓狂”。特別喜歡聽刮劃玻璃的刺激性的聲音。甚至覺得拿著刀去砍人¨很威”。父母把他關在一間空房子裏，他居然把拖鞋上的小鐵片拆下來磨鋒利，放在動脈上威脅父母。

　　ê天我們一直聊了一個多小時，我也推遲下班了。隨後又和他讀名牌大學的姐姐、妹妹深入進行了溝通，知道了父母經常拿他與姐姐、妹妹對比，這對他的傷害比較深。從這方面著手，阿斌的心思慢慢地被我打開了。後來還帶他去美術館做志願者，發揮了他的特長。這個孩子出院後，我去向他的父母瞭解，他果然沒有再吸毒。

　　阿斌讓我認識到，青少年問題很大原因是他的家庭問題，家庭結構上的變化，才是我們從事服務的最有效的介入點。與專業的心理醫生相比，社工的重點是關注他們回歸社會的環節，這比治療更重要。

　　我發現廣州社工成長的土壤還是很好的，市民基礎很好，對社會服務的需求量很大，NGO的組織也比較發達，又鄰近香港，資源平臺很好，想做些開創性的工作。於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成立了啟創社會工作發展協會，我自己擔任會長。

　　去年9月，團市委調研瞭解海珠區的青少年有哪些方面的服務需求。當時我們就提出了¨政府購買NGO（非政府組織）的公共服務”的框架，用招標的形式，政府監管服務效果是否達標。

　　今年，在對青少年家庭調研的基礎上，我們在海珠區海幢街、í崗街、華洲街同時建立了三個¨青年地帶”青少年事務社工服務站，也成了全國的試點，開始個案服務。三個站各有側重，海幢街主要是做失業、待業和行為偏差青少年的工作，預防他們違法犯罪；í崗街的社工目前是駐紮在í崗中學和綠翠中學，為學生提供心理疏導和職業規劃的服務；華洲街是圍繞初中畢業的閒散青少年做工作，特別是給¨二世祖”做工作。比如我接觸的閒散青年不願意就業的，其實很多並不是沒崗位給他們，而是他們在人際關係把握方面有欠缺。有的人連進門要敲門都不懂，有的不會和同事打招呼，不能融入集體。我就幫助他們在這些細節方面進行調整，幫助他們去試工，走上新路。

　　我覺得目前廣州的NGO組織需要一個良好制度環境，這樣才能發揮他們的特長，才能成長起來，在這個基礎上，再有一些政策性的引導，就可以縮小與香港的差距。目前社工專業的從業人員還太少，畢業生也比較少，專業指導機構幾乎沒有。據我所知，目前想做社會福利事業的市民是很多的，希望讓民間社工組織凝聚更多有興趣的人參與社會福利事業。